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适应性潜意识扮演着执行者的角色。它搜集、理解、评估信息，并且快速而高效地持续设立目标。这是一项非常棒的心理技能，如果我们像笛先生那样失去这种能力，我们会发现每天过的很煎熬。但是，适应性潜意识是如何决定选择对象，如何进行理解和评价以及决定持续设立的目标
有哪些呢？总而言之，适应性潜意识是如何运行的？
      毫无疑问，潜意识为了具备适应性，必须关注对世界的准确评价。正如夏洛蒂嘞朗特( Charlotte Bront)在《简·爱》( Jane Eyre)中所写的那样:"热情可以狂野地肆虐，像真正的异教徒那样，因为它们是异教徒；欲望也可以想象出种种空幻的东西；但是，判断力将在每一场争论中裁决，在每一个决议中投票。”有机体为了寻找食物、躲避危险、繁衍后代，就必须准确地认知他们的世界，否则他们将会灭绝。早期的灵长类动物认为，老虎是“有趣的宠物”，可食用的植物是“吓人的、讨厌的东西”，因此他们存活的时间不长。那些能很快发现危险和机遇的人占有很大的优势。例如，在贝沙拉的卡片实验中，人们似乎能下意识地发现哪一个桌子能获得较高的赌资，但是却不能用语言描述为什么他们选择C和D桌子。仔细想一想，其实我们
每天都有获得这种能力的优势。我们的意识总是很久才能发现最好的行动，所以我们的潜意识帮助了我们，并且发出信号（比如直觉）告诉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的潜意识能快速地对社会做出最准确的判断，这虽然是件好事，但是人们不可能只靠准确性生活。有太多的信息需要分析，很显然，我们善于对信息进行优劣排序，发现哪些是需要我们关注的，哪些是可以忽视的。想象一下，一个校级篮球运动员，在一场重要比赛结束前一秒还在球场上运球。他需要分析很多因素寻找对方的防御缺口，注意到他的队友正站在右侧边线处，明白他比防守他的对方队员打得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在这种关键时刻处理如此复杂的信息并快速采取适当行动都绝非易事。然而，我们更愿意相信，人们至少可以将注意力快速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想一想篮球运动员可能关心的事情：第一排的球迷在喊什么，拉拉队队长在表演什么新的队列。事实上他已经很渴了，需要喝水，到明天他就能为校篮球队创造一项新的历史。可他并没有考虑这些，他的注意力就像剧院里的聚光灯似的，聚焦在舞
台的中心，让周围的一切都处于黑暗中那些前额叶皮层受损的人，很难确定他们应该关注的焦点。一名大脑前额叶皮层受损的校级篮球运动员，或许会拥有非常娴熟的运动技能，但却让观看者很失望。在比赛的最后一秒，他很有可能把球扔下，蹲下把鞋带系紧点，又或者与第三排的球迷聊天。达马西奥列举了一个商人的例子，在一次脑瘤手术中，他的前额叶皮层受损了。但是这个人仍然很聪明，他可以阅读并分析复杂的商业报告。但是他不能判断任务间的轻重缓急。他可能会花一整天时间整理办公桌上的抽屉，并认为这比完成当天的报告更重要。
    那么，正常人是如何从相关信息中做出筛选的呢？之前我讲过鸡尾酒会的例子，我们不会在意西德尼对他胆囊手术的讲述，但是当他提到我们的名字，以及
些与我们有关的信息时，我们会潜意识地关注它，将它列为“A”级重要。达
马西奥所列举的那个商人，似乎不能在他所面对的不同任务之间识别出与自我相关的那部分—他没有意识到完成报告比将文件夹放到合适位置更重要。但事实证明，自我相关性并不是描述适应性潜意识如何决定信息重要性级别的恰当方式。相反，这种决定取决于一种特定的想法或类别如何可进入意识内。“可进入性”是一个技术心理学术语，它指代记忆内信息的活化超电势。如果信息在做一个高适应性的人活化电势中的数量高涨，它就会“通电”并且准备好被利用；当信息在活化电势中的数量减少，就不会被用来选择和理解某个人所处环境中的信息。“可进入性”不仅由一种类别的自我相关性决定，还受这种类别最近出现频率的影响。例如，在之前提到的巴奇和彼得罗莫纳科的研究中，“敌对”的概念可进入人们的意识，因为这个单词几分钟前就在他们脑海中闪过，并非因为这个概念具有自我相关性“可进入性”的另一个决定因素是一个概念在过去的使用频率。人类是拥有习惯的生物，假如在过去他们使用某种特定方式认识世界，这种方式运用的频率越高，这种概念就越容易“被活化”。我们的无意识思维长期采用一种方式来理解周围环境中的信息；用心理学术语来讲，人的主要想法和概念类别之所以可以“习惯性可进入”意识内，是因为它们在过去被使用的太频繁。大学篮球运动员之前参加过上百场今天这样的比赛，已经知道哪些信息需要关注，哪些可以忽略。他注意到前锋不能绕过掩护，中锋正在抢球，而且比后卫抢先步—他并没有花时间考虑这个信息是否比拉拉队队长正在做什么更重要。适应性潜意识并不仅仅取决于准确性和可进入性。人们的判断力和理解力经常因为关注的事情不同而南辕北辙。也就是说他们想用自己的方式评价世界，这种渴望使他们感到很愉快——这就是“感觉良好”的准绳。简·爱从她的阿姨里德小姐（Red）身上发现了这种动机，在她阿姨临终前，她去探望她：“她那石头般冷酷的眼睛，温柔不能使它感动，眼泪不能使它溶解。从她的眼睛中我看出她决心到最后一刻都还认定我是坏的；因为如果承认我是好的，那么给她带来的将不是宽厚的快乐，而只是一种屈辱的感觉。”
里德小姐的例子是社会心理学使用时间最久的案例之一，人们长期使用种方式看待世界，并因此保持好心情。我们是能言善辩的高级顾问、合理化者以及信息受到威胁时的辩护者。丹尼尔·吉尔伯特（ Daniel gilbert）和我将这种能力称为“心理免疫系统”。就像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身体免疫系统，保护我们的身体免受威胁、保持健康，我们还拥有一个强大的心理免疫系统，使我们的心理远离威胁、保持健康。如果我们的心里能感受到愉悦，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首席高级顾问。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人们强调独立型自我，倾向于通过夸大自己的优越性来增强自己的愉悦感。受东亚文化影响的人们更重视互动型自我，他们更强调自己与团队成员之间的共性，也就是说，他们不大有可能采取策略去促进积极的自我观，因为他们很少将自己作为单一个体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群体相分离。事实上，潜意识这一高级顾问的出现是为了使我们保持愉悦感，尽管它们的表现形式不同。我们的愉悦感取决于我们的文化、人格以及自尊水平，但是对“良好感觉”的渴望，以及通过潜意识思维满足这种渴望的能力，或许是普遍存在的在何种程度上，心理免疫系统是适应性潜意识的一部分？

    有时我们意识里希望拥有一种“好心情”，比如躲避一个总是批评我们的熟人，或者试图说服自己：没有得到晋升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够好，而是因为老板是一头大傻牛。尽管我们知道适应性潜意识在选择、解释和评价即时信息时发挥重要作用，而适应性潜意识遵循的规则之一是“采用使我们感觉良好的方式来选择、理解和评价信息”，对此我们无需感到惊讶。更有甚者，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与意识相比，适应性潜意识是一名更好的高级顾问。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心理防御机制在我们心灵舞台的幕后进行操作时，通常会达到效用最大化，它使我们看不到“扭转在持续发生”这一事实。如果人们知道，自己改变信念只是为了使自己感觉更好，这种改变将不会那么吸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