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者主要是凭借他们的工作和作品的品质和创造性影响他人。但现实中还存在另一种强有力的影响方式，有一些人十分神奇，有时候他们只要出现，不需做任何事情，就可对与他们接触的人产生巨大影响。这种力量为“精神性的杰出”。经过对圣雄甘地和教皇约翰２３世的研究，发现他们身上有些东西影响着他人，对很多人来说，能与甘地接近本身就是莫大的荣耀，就会对他们的人格产生难以磨灭的影响。其他的影响者如约翰２３世、马丁·路德·金、特萨修女和一些艺术表演者如马友友、卡萨尔斯、查理·卓别林和吉米·亨得里克斯等人也具有影响力。这些具有超凡魅力的 —８０—人能够刺激别人，让他们改变自己的意识，甚至改变他们的生活模式。

       这种超凡的力量并非总是被纯良温和者所有，另一类人，如宗教首领大卫·克雷西和牧师吉米 ·琼斯；民族主义的首领如希特勒，也同样具有左右他人精神的魔力。这种支配人的力量如何产生呢？他通常来自于领袖人物的具有震撼力的外表形象加上催眠性的内在力量，当领袖和人说话时，他会让听者感觉那些是直接地、有力地、专门对他一个人说的。于是他的追随者们逐渐相信若能跟随在领袖身边，就能学习和吸收到他的思想精髓。于是出现了一个动态效应：追随者不仅热爱他们的精神领袖，而且坚信他们的热爱必会得到回报。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某种潜质，使我们有时候会不自觉地陷入某个光辉人物的支配之下。有些人特别容易受到这种魅力的影响。像大卫·克雷西这样的宗教首领和其他一些外来的传教者如乔格·格德杰夫都可以算得上影响者，他们具有极端的操纵人的能力。他们的目标并不是施加外部的影响力———比如推动社会变革。这类宗教性人物谋取的中心目标是“个人崇拜”，即往追随者的头脑中灌输一个博学多能的精神领袖形象而压制他们自己的个性。著名心理学家安东尼·斯多曾指出，在宗教领袖和追随者之间，其实并没有产生真正的交流。也就是说，那些追随者感受到的领袖的精神力量其实都是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内心。因此，这种影响力是通过某种内省的形象实现的，宗教领袖努力的目标就是以自己的思想、世界观来替代他的势力范围下的所有人的思想和世界观。操纵他人的能力并不一定是独立于其他杰出性而存在的。有一些人，例如玛格丽特·罗君和奥本海默，他们之所以能影响别人———包括那些有很高知识的人，是因为他们的思想确实伟大。实际上，如果没有一点思想和内涵，要想对别人产生精神影响力非常困难。有时候，比方说甘地，他的精神影响力不仅来自于光辉的思想，而且还因为他是善于表达的叙述者。但是，对于某些传教者来说，伟大的思想倒不是必要的，他们最需做的事情纯粹就是诱惑他人。

     只有当你充分了解一个行为发生的原因和环境时，才能够评判它是道德的、超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的确，有一些评判的原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比如子女的爱心、在个人交往中的忠诚守信、以及对人类生命价值的尊重等。但是，我们同样可以设想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这些原则也会受到挑战，例如，对祖国的爱可能超越对子女的爱；为了避免某人因知悉真相并受到伤害而对他撒谎；在紧急情况下剥夺一个暴君的生命等———这些不也同样显得合情合理吗？只有在一个确定的文化环境的限制下，才有可能划定一个道德的界限并以此为准则评判一个杰出者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发展心理学家安妮·科尔比和威廉·戴蒙将一些具有极大的爱心的人认定为道德的楷模，例如，那些收养了很多孩子的人和那些献身于消除饥饿或保护环境的人们。这些道德楷模主要在几个方面不同于常人：他们充满热情地坚信自己从事的事业，并且从不怀疑自己行为的方式；他们总是保持积极态度，相信挫折只是暂时的或者本来就是事业的一部分；他们的信仰常常是建立在真正笃信的基础上；也许有点让人吃惊，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有多么特殊，他们以为（可能有人会说他们天真）任何其他的人处在他们的位置都会做出同样高尚的举动；在面对正常的道德考验时他们并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也就是说，做出有爱心的行为能力和在道德困境中做出明智的选择能力是很不一样的。

       这些令人尊敬的无私的行为和态度是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的。经过时间的磨练这些人养成了良好的习惯，而这些习惯驱使他们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服务于人类的事业。而最令人敬佩的是：他们把为别人服务看作是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某一个领域的掌握者的行为可以是道德的、超道德的，也可能是不道德的；对于那些“创造”了一个新领域的人，他们的行为也可以进行类似的归类。他们对其他人的影响同样可以这样分类。也许“道德楷模”在这一点上反而是最特殊的，因为为了家庭、集体甚至整个社会的利益他们牺牲了自己个人的理想。对自己或他人的认识和对知识和技能的兴趣都被赋予了更崇高的目标，那就是： —８１—要提高所有人而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当然，有时候这个目标可能是虚妄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对一个人的行为做出是否合乎道德的评价之前，我们必须了解它的“背景”。我们的文化，确切地说，人类世界的文明的延续最依赖的就是人们的道德，而不是他们的创造性、影响力或精神力量。爱默生有一句名言：“性格重于知识。”不同文明世界之间的战争有时候就是因为道德观念不同所导致，而不是为了争夺经济或政治霸权。当然道德法则离不开特定的社会伦理价值体系。当我们谈论杰出时，可能会倾向于把目光集中在钟型曲线的顶端，即只关注那些作出了最伟大的成就的个人和机构。但是，当看到一些处在劣势中的和某些有缺陷的人成为杰出者，我们的理解才可能会更深刻一些。

      更何况，以积极的不和谐性的观点来看，力量和缺陷之间的关系有时是积极的。西方文明中关于缺陷与成就关系的思考可以一直追溯至菲洛克忒斯的传说故事。有人说，拥有创造的天赋必然会付出代价，有创造力的人必须也有着某种缺陷，受过先天的或后天的伤害。很显然，要在艺术家中找到这样的证据并不难，在身体的缺陷方面有拜伦的腿瘸和贝多芬的耳聋为证，在心理缺陷方面，有勃朗特姐妹的被人忽视和罗伯特·舒曼的精神分裂为证。但是，因为许多创造者身上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缺陷，同时更不是说拥有哪一种缺陷就肯定会成为杰出者，正如维吉尼亚·伍尔夫所说，我们最多能够推测某些缺陷和某些成就之间可能存在着关系。在观察众多杰出人物的生活时，会看到有一种缺陷多次出现。其中最显著的一个是他们很多人在年幼时就丧失了双亲或父母中的一个。作家萨特曾说一个父亲能够给儿子的最好礼物就是年轻时就死掉。且不管这话里的夸张与讥讽，但幼年丧父的痛苦确实会刺激一个人竭尽全力去创建一个他想像中更美好的世界，这样的孩子中产生出创造性人才和领导者的几率比其它人群要大的多。年轻时可能遇到的伤害远远不止一个，随着一个人的成长，爱伤害的风险也越来越大。维吉尼亚·伍尔夫开始时还只是受了一些伤害，但这些伤害日积月累沉淀下来，最后终于将她彻底击败。确实，有些伤害是毁灭性的，可以彻底粉碎一个人创造成就的可能性。这一点可以联想到德国纳粹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劫后余生中都丧失了从事创造性工作的能力。神经医学上有叫一种叫颞叶癫痫的病症似乎和某种奇特的创造力有关系。这种病是由于大脑中主管语言和情感的部分出问题而导致的，它的发作症状就是病人会大量的写作（书写狂）或者对宗教主题极度关注（宗教狂）。

        绝大多数具有“颞叶癫痫人格”的人在与人交际时会表现得十分怪异，在他（她）巨量的写作中充满了戏剧化的精神主题，通常只有作者本人和研究这一病症的人会对它们感兴趣。有人提出，有个别艺术家可能也受过这种疾病的折磨，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文森特 ·凡高，他们的作品中都表现出其独特的世界观。他们两人的作品之所以具有非凡的艺术魅力，除了这种特殊疾病的作用，当然更离不开他们非凡的洞察力。在构想和规划一次政治或宗教运动时，或者在创作一件艺术作品时，杰出人物常常会很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情。对周围任何不和谐的刺激都置之不理。这种专注当然是可贵的，但它多少也有些像孤独症的表现，所谓孤独症就是因为病人的注意力过度集中于一件事，以致他（她）因此而丧失了与人交际的能力。这样来看，在某些学术世家，例如数学家、自然科学家或工程专家的家庭里孤独症的发病率大大高于其他家庭就并不奇怪了。极度的专注通常是和过人的精力相伴而生的。许多杰出人物都能一动不动地呆上很长时间，比他们的对手更少地睡眠、行走、运动和交谈。可以说，如果不能消耗掉过人的精力，他们就具有贪婪的胃口。这种过剩的精力并非后天得来的能力，而可能是导致他们做出这种成就的一种先天潜质。而且，和他们异乎寻常的专注一样，这种潜质按现代观点可以和精神病学上的多动症或图雷特氏症候群联系起来。

     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特定的地区，特定的时期，会涌现出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超乎寻常的杰出成就。这样的鼎盛时期包括公元前１５世纪的雅典、耶稣时代的罗马帝国、８世纪的唐朝、中世纪晚期的伊斯兰社会、１５世纪的意大利城市文明、１８世纪的法国、２０世纪初的中欧都市、２０世纪中期的纽约（２０世纪末纽约似乎再一次成为热点地区）。我们不禁要问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有人可能会愤世嫉俗地说这只不过是历史学家为了划分时代而故意总结出来的特征，或者说这纯粹只是历史的睛雨表随机的波动而已。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在我看来，就像神童现象是个人、家庭、领域和历史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一样，“鼎盛社会“的产生也是多种事件和力量罕见的、可遇而不可求的偶合产物。且以１５世纪的佛罗伦萨为例。当时的佛罗伦萨正好位于几个发达地区的中心。意大利北部的商业极其兴旺，来自整个地中海地区的人们穿梭于此。与其他意大利城市如威尼斯、锡耶纳、米兰和罗马的竞争也刺激了佛罗伦萨的发展。那时，在新艺术和工艺品诞生的同时，古典艺术和工艺也处在复兴时期；在经历了千余年的停滞不前后，人们正渴望着（在地理上和科学上）发现新的大陆。作为对漫长而沉闷的中世纪气氛的反抗，那里正诞生着普遍的宗教和精神的觉醒———人们不于满足于封闭的沉思冥想，而是开始寻求向外拓展。也许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一些重要的家庭 ———特别是美第奇家庭———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既是建设性也是破坏性的）领导作用并且充当了当时主要的创造者如吉贝尔蒂、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布鲁内莱斯基等人的资助者。

       从历史上你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座城市的发展脉络，１３世纪和１４世纪这里还是一片混乱，１５世纪突然绽放短暂的光辉，随后又迅速地衰落下去。其他“鼎盛社会”的故事也与此相仿。一个文化中心总是会把有天赋的人吸引过去，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合作和竞争的环境，并会给予其中最优秀的人以支持。这个地方不一定必须是民主的，实际上，独裁政治的社会氛围可能对抱负远大者反而是一种推动；但这个社会必须能够宽容对新思想的探索和对传统界限的突破。另外，这个社会还得相当富裕。我们前面讨论的４个杰出典型无一例外都抓住了这种难得的历史机遇：莫扎特从欧洲启蒙运动中吸取了艺术营养；弗洛伊德得益于维也纳知识界的繁荣；伍尔夫从独特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获得支持；百甘地则试图将本世纪初东西方的思想精华结合在他的革命事业里。处于鼎盛阶段的社会常常因为对外的征战侵略或因为奢侈浪费而走向衰败。维也纳和伦敦已经不像一个世纪前那么光彩夺目，令文人能士趋之若鹜。在我们的时代，我们或许会看到纽约、东京、柏林或者里约热内卢发生类似的文化没落。

      也许正如一个富于创造性的科学家或艺术家最终免不了要被同样有才能的、更渴望成功的年轻一代取而代之一样，一个鼎盛社会最终也不得不让位给挤进了文化生活最前沿的新面孔。有些社会也可能因为别的原因而显得非常突出。埃及文明始终一成不变地维持了好几千年。奉行儒家思想的社会极力避免昙花一现的大起大落，而且他们从前不太致力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很多石器时代的文明能够以他们微弱的人口维持许多个世纪，是因为他们和周围生态环境以及周围的友好或敌对的领邦保持一种平衡状态。美洲的土著社会，例如新墨西哥的凯雷斯人对天赋的看法与我们完全不同，他们纯粹以个人对部落做出的贡献大小来衡量他的才能。最后，还有一些病态的现象，有一些社会，例如人类学家科林·特恩巴尔描述的ＩＫ社会、希特勒创造的纳粹社会等，在突现短暂的昌盛之后，很快就以各种方式自毁自灭。